真愛旅程 Revolutionary Road － 中產階級之死
導演：Sam Mendes
出品：美國 / 2008
撰文／Howard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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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旅程」(Revolutionary Road)改編自六零年代美國作家Richard Yates曾入圍國家圖書獎的同名小說，它描述了一對中產家庭夫婦及他們瀕臨崩解的婚姻，僅管出身於劇場的英國導演Sam Mendes早在他令人驚豔的處女作《美國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探討過類似主題，但相較於《美》片中那份調侃、戲謔的黑色喜劇趣味，《真愛》一片特殊的時空因子、及凝鍊的寫實氛圍，則是另闢蹊徑的全新詮釋。
影片設定在五零年代的美國郊區，經濟的穩定、富庶使中產階級暴增，而政治上右翼勢力抬頭、麥卡錫主義陰影籠罩，社會價值漸趨單一保守，工作、消費、成家生子……成為人人趨之若鶩的主流美國夢。然而，表面上的太平無法掩飾心靈的荒蕪，如同影片中主角Wheeler夫婦所形容的，那是一個空虛而絕望的沉悶時代，任何異於主流價值觀的夢想，都會在鄰人、同事的冷眼及虛假微笑中，悄悄被漠視並遺忘。
影片中精準地捕捉了時代氛圍：穿戴軟呢帽、法藍絨西裝的男人們從康乃狄克郊區通勤到曼哈頓上班，攏成一片在中央車站浮動的灰濛人潮，而女人們則個個身穿小碎花洋裝與圍裙，髮線平整熨貼，在光鮮亮麗的家中相夫教子。平常的休閒活動就是到友人家作客、吃著主婦們做的可口點心、偕伴到海灘作日光浴、或開車進城到酒吧小酌一番，人人表情幸福洋溢，儘管他們言不及義地談著無趣的工作、房子、孩子，彷彿人生意義備盡於斯，沒有更多可能。而從五零年代末以離經叛道、桀驁文藝風格著稱的「垮世代」(the Beat Generation)，到六零年代用裸體與花朵妝點「做愛不作戰」政治口號的長髮嬉皮，都在對此種封閉社會的壓抑、同質化(conformity)，竭力進行反撲與解放，Richard Yates的這本小說自然也是對中產階級美國大夢的一道警諭，並進而從中描寫男女關係的疏離與孤獨本質。
影片開頭座落在如燈火璀璨的曼哈頓夜景，年輕的女主角April作著演員大夢，並遇上一個乍似聰明、和她一樣自命不凡的小夥子，此時一首四零年代爵士情歌《吉普賽女郎》(The Gypsy)在背景播放，隱隱指涉主角的不羈浪漫性格，然而，音軌上流動的醇厚男聲尚未播畢，兩人的羅曼史竟已走向墳墓。故事飛快跳接至婚後生活，演員夢未竟的妻子在地方劇院表演一齣失敗的劇碼，而丈夫得在觀眾席忍受旁人的劣評，耐著性子應付前來逢迎恭賀的友人，並載著懊惱的妻子回家；車上丈夫Frank試圖好言好語安撫她，卻意外爆出口角，April展現好強的個性，拒絕丈夫觸碰、安撫自己，而丈夫一開始還說著貼心的謊言，惱羞成怒後，竟也破口指責妻子有病，早該放棄演員大夢.......。
一段簡單的序場，便將角色輪廓與全片主旨提綱挈領：一對感情逐漸邁向槁木死灰的年輕夫婦，對自己人生原有不凡的願景(雖然未必確定自己想要什麼)，卻因為結婚、生子而被迫安定下來，兩人看著理想殞滅，而逐漸學會怨憎、折磨彼此。片中的April Wheeler顯然生錯年代，她更像是嚮往自由生活的波希米亞，不願屈就於Stepford wives般的樣版主婦；而對人生目標惘然的Frank，年輕時四處打零工、遊戲人間，卻在成家後踏入了父親任職的公司──一份他覺得愚蠢、枯燥的工作。此類中產夫妻形象在美國電影中不乏先例，無論是Mendes前作中的皮笑肉不笑、互相挖苦的Kevin Spacey和Annette Benning，或是《靈慾春宵》中深沉可怖的Elizabeth Taylor與Richard Burton，均以劍拔弩張的對峙張力，刻劃出烙印人心的怨偶身影；而Nicholas Ray《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亦透過一個個頹廢而叛逆的年輕靈魂，衝撞了五零年代中產成人世界的脆弱表象。但相較前述影片中早已貌合神離的中年夫婦，本片則鎖定年輕夫婦在人生走入深淵(或愛情死去)前，所試圖作出的奮力一搏。April有天突發奇想，和老公提議賣掉房子、辭去工作，搬到兩人嚮往已久的花都巴黎，拋開俗世框架，找出他的人生夢想，並由她在外工作扶養一家人........。
這場乍聽下不切實際的「革命計劃」，儘管在一開始打動了鬱不得志的丈夫，卻很快遭受到旁人的冷眼否定。本片並非未如中文片名所示，是段以「真愛」戰勝週遭阻力的浪漫之旅，反倒是場腹背受敵、充滿不忠、齟齬、背叛的困獸之鬥，透過多組中產家庭友人的互動，與諷刺性濃厚的情節轉折，兩人的叛逃計劃與婚姻備受現實考驗，而顯得風雨飄搖。
「諷刺」(irony)推動了劇情的主要轉折，一開始兩人關係便從熱戀急轉直下；而當Frank初次外遇、滿懷愧疚並一臉凝重地踏入家門時，發現妻子卻正滿懷熱情地為自己慶祝生日、並提出搬至歐洲的計劃；接著，當兩人欣喜地向眾人分享這個消息，準備辭去工作時，Frank卻又因胡亂交差的企劃獲上司賞識，而有了升遷機會；同時，兩人重燃愛火後的一場纏綿，使April意外懷孕，更成了遠走高飛的沉重羈絆，也為兩人日後的決裂埋下伏筆。接踵而來的意外，為兩人帶來一波波的意志考驗，在層層衝突推衍下，終臻至結局無可挽回的人性悲劇。
在人物對照上，Kathy Bates飾演的Givings太太是名地產仲介商(善於行銷「美國夢」的專家)，當初就是她介紹這棟位於「革命路」、坡上的完美白色小屋給這對「優秀、年輕的Wheeler夫婦」，諷刺的是，影片中大量窒人的室內景、門框構圖下，它反倒成了一棟反革命的悶滯牢籠，將這對當初充滿理想的才子佳人，磨損成一對冰冷怨偶。Kate Winslet在片中有段震撼人心的雋語：「人們從未遺忘事實，他們只是越來越善於說謊。」而Givings太太恐怕就是那位最會自欺欺人、無視房內大象的說謊好手，她能言善道、熱好交際，卻有個難以啟齒的家庭秘密：一個精神失常的兒子。John Givings未必真瘋，但他的異常言行與價值觀卻不見於主流社會與她體面的母親，在一次激烈的家庭衝突後，他被送進療養院接受多次電擊治療，卻使其性情變得更古怪而憤世嫉俗。片中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橋段，當兒子在眾人前大聲指責母親時，Givings太太竟充耳不聞，吆喝兒子來觀賞窗外美景，宛若一場極致的家庭荒謬劇。
諷刺的是，Givings太太希望兒子能融入正常社會，才將這對模範夫妻引介給他，卻意外使三人締結為反社會盟友。但John既是肯定兩人叛逃計劃、振聾發聵的智者，亦是背叛主流的警惕借鏡──一個被社會歸類為異端、與世隔絕的邊緣狂人，此角色的雙面性使其值得玩味。文學作品向來透過瘋子之口說出最赤裸、駭人的真相，當April發現丈夫退縮欲放棄時，這個先知般的角色巧妙地現身，當著兩人的面挖出他們心中的痛處與毒瘤，將這場風暴帶至下一個高潮，兩人的衝突，便隨著視覺上晃動的steadicam與漸暗的光影，漸漸走向幽黯與騷亂。April開始控訴、啜泣、咆哮，她歇斯底里的崩解，象徵著被主流霸權扼殺的女性心靈，而此時丈夫竟冷冷地向她說：「April，如果你需要精神醫師，我可以幫你請一個。」口氣理直氣壯而絕決，揭示兩人的價值觀間無法橫越的鴻溝，也呼應了女性時常被父權貶抑為瘋狂、不理性的文學母題。
另一組對照人物則是Shep&Milly Campbell，這段相貌平庸的夫婦善用微笑粉飾太平，來遮掩兩人情感的匱缺。Milly的歡樂外貌下，隱隱透露出自卑與空虛，而暗自癡戀著April的丈夫Shep，雖和她發生了一次癟腳的婚外情，卻自始至終不願向妻子或Frank坦承兩人的出軌，而親子互動上，兩人的孩子們寧願死守電視(五零年代的美好發明)，也不願與父親有一絲親情互動，揭示出中產家庭感情的罅隙及疏冷。Campbell和Givings夫婦亦是安逸於現狀的中產階級代表，或許他們正因他們深諳夫妻相處之道，才裝聾作啞，不願點破了謊言包裹的美好生活；但全片顯然採更尖銳的批判立場，透過Milly的莫名哭泣、Shep的發怔無語、Mr.Givings默默扯下助聽器躲避妻子叨念，來點出這群中產階級群像的虛偽、及名存實亡的空洞關係。
片末April選擇冒生命危險，試著打掉那未出世的不幸孩子，令人聯想《時時刻刻》(The Hours)中Julianne Moore飾演的Mrs. Brown所作出的抉擇，該角色身處於相同時空背景，並亦困陷於一段缺乏感情的婚姻，儘管她在鄰人與丈夫面前努力維持表面平靜，卻無力阻止崩毀的內心、與對自由的渴望；她在試圖自殺前，為丈夫做了完美的生日蛋糕(April則是做了完美的早餐)，將孩子安置於保姆家並含淚親吻道別(April亦忍痛試圖在電話中向孩子別離)，而她在旅館房間吞藥時，看見一片大水向她漫漶襲來，卻忽然有了活下來並出走的體悟，然而在出走的前一天，她最後一次扮演著盡責的妻子，為丈夫辦了一次絕佳的生日派對......。
結尾的April是否仍愛著Frank？是個引人猜疑的問題，而口口聲聲說不愛的她，令人想起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同樣宣稱不愛丈夫、選擇出走的Nora。或許April不再對Frank有任何冀望，才決定要放棄這個孩子，為自我生命尋找出路；儘管她在影片大多時扮演了強勢的妻子角色，主導劇情的推展，但她為兩人規劃的新生活，卻仍處處受制於被動的Frank身上，臨陣脫逃的Frank，有一整套龐大的社會規範與道德體系為他背書，April如果生下孩子，便得一生註定鎖死在「革命路」上的白色小屋，而唯有拋棄它，才能為自己──或是Frank尋找新生自由的機會。
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在性道德極度保守的五零年代無疑備受貶抑，法律不僅明文禁止女性墮胎，就連婚前使用保險套的女子，都可能會被旁人視為風流蕩婦。當片中Frank意外發現April預備的墮胎工具，他妄加指責身為「母親」的她不該拋棄、甚至謀殺子女，去追求不切實際的理想，可見母職對當時女性所形成的沉重枷鎖，也令人對April的進退維谷深感同情；此外，導演選擇淡化孩子的身影，將他們置於背景，亦是為了不讓觀眾因著April的母親角色而有過多的道德批判，讓母子親情混淆本片著力的焦點。April墮胎後，導演用一個深、長鏡頭凝視了地毯上的那灘鮮血，無疑成了全片最有力的控訴，與最悲涼的諷刺。接著，鏡頭瀏覽過人去樓空的屋內空景，而這個劇場的室內空間，不僅是人物逡巡的主要場景，更將中產階級在風暴危機後，被掏空的虛無、死亡內在，賦予母題上的深刻實體化。Wheeler夫婦的爭吵辯證了理想與現實的扞格，角色立場間猶留下思考轉寰空間，觀眾未必得全然認同Apri的任性與天馬行空，也未必要將Frank對優渥高薪、舒適生活的選擇視為畏途；兩個角色誰比較誠實、誰又對自己的人生選擇不切實際，留給觀眾自行省思與判斷。縱觀來說，Mendes的劇場式調度，與演員擦出驚人的火花，而Leonardo與Kate極有層次的轉折與爆發力，將中產階級解離的危險心靈，演繹得絲絲入扣、令人屏息，使本片成為今年最值得觀賞的心理寫實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