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兩篇中篇小說約同於1931年連載於《臺灣新民報》時代場域，台灣為日本殖民地；兩篇文本再現世界經濟大恐慌下一些現象，而文本〈流氓〉屬名孤峰文獻考據中無法確定為哪位二、三○作家；但可確定與文本〈新興的哀愁〉作者蔡秋桐為不同創作者。文本中語言的研究已有相關學術產出，在此暫且不討論。文本中典型人物最終都出現「震驚」的現象，就此觀察試圖分析文本再現關乎經濟恐慌下殖民地剝削再現與典型人物轉變。
文獻查閱中《臺灣新民報》的場域與文本關係並未收羅，也在此不討論。孤峰與〈流氓〉文獻收羅上並未出現任何學術性參考文獻。世界經濟大恐慌文獻上有眾多可參考之，但本文中歸類於場域中暫且多餘介紹性陳述。蔡秋桐文獻上無論期刊或碩論都已有相當程度之學術成果，且擁有系統之研究語言、作家定位等等。但本文為兩部文本之探討，因此引用平衡更需謹慎避免流於單篇文本之論述。
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 〉、石美玲〈蔡秋桐小說的書寫策略〉、張惠琪〈含淚而笑的放屎百姓——剖析蔡秋桐小說「反面寫實」的手法 〉[1]。以上三篇期刊與本文論述相近，歸納為第一層參考範圍，第一篇從反殖民與殖民現代化角度批判且與蔡秋桐相關文本交叉論述知識份子身份認同系譜的轉變，參考價值甚高。第二篇著重殖民下知識份子表現語言的轉化，其中知識份子的失語焦慮、民族意識論述與現代主義中的批判本文將參考之。第三篇關注「放屎百姓」的反向性寫實角度與本文論述相近。另外，黃慧鳳，〈蔡秋桐小說之研究——日殖民下的文本呈現〉、石美玲〈蔡秋桐小說詞彙及詞法研究 〉、劉孟宜《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主題意識與台灣話文書寫 ——以賴和、蔡秋桐、郭秋生之作品為例》、吳美桃《蔡秋桐作品研究》與蔡孟珂《蔡秋桐及其小說研究》[2]以上多為蔡秋桐詳盡論述居多，然都具有參考價值但回歸本文平衡將其納為第二層參考範圍。本文與前人研究觀點不同之處於在於建立「震驚」的延伸概念抵抗；目前收羅文獻中多為批判或反省統治階級問題，筆者試圖從被統治階級出發，透過接受到刺激後的外在行為論述。
研究方法上參考幾個方向：西方馬克思主義幾位代表人物論點：喬治˙盧卡奇（Gyorgy Lukacs, 1885～1971），物化觀點、班傑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震驚（shock effect）概念的引用、台灣寫實主義：對當代社會問題再現，批判並強烈之反帝、反封建之意識形態。以上兩點在第二節中另外陳述。
另外，兩篇文本以比較歸納分析方法撰文；吾人尚可從後殖民主義觀點出發為參考分析方向。筆者上述兩方向嘗試論述，論述過程中一方面理解西方科學研究方法；一方面內化本文觀點盡量切合為核心論述。
章節安排共分為四節：前言、論述架構：概述性將研究方法與筆者論點結合。文本分析（1）〈流氓〉與〈新興的哀愁〉經濟恐慌下的問題再現下嘗試。（2）〈流氓〉與〈新興的哀愁〉中的放屎百姓、流氓形象與資本家關係。（3）〈流氓〉與〈新興的哀愁〉中共有典型人物共有現象、結論。
二 論述架構
馬克思主義始於德國哲學，而古典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提出「唯物論」（Materialism）解釋歷史、文化、社會運作；則相對即「唯心論」，在此暫且不談。古典馬克思主義中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Idealism）試圖以經濟、生產方式、階級差異等具有物質性解釋歷史。[3]談及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通常會談及幾個面向：一、上層/下層結構 二、文學與意識形態 三、文學與社會。往後馬克思主義的延伸多半往這些方向發展，但就本文方向不深度介紹。馬恩之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闡釋，或在所謂「第二代馬克思主義者」身上，普列漢諾夫（Plekhano, 1856～1918）提出機器決定論的概念，列寧（1870～ 1924）與托洛茨基（1879～1940）受第二代馬克思主義者影響，都缺乏一套系統性闡明歷史、意識形態與美學的理論。但在蘇維埃革命後，三○年代史大林主義便將馬克思主義轉為另一種層面的思考。而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別於蘇維埃馬克思主義及西方共產黨的斯大林主義，而其中重要人物為盧卡契開啟西馬的門閂。而班傑明將馬克思主義又帶往另一種方向。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成就非政治經濟學而是哲學，因此，有別於過往蘇維埃馬克思主義者的系統也受更多人接納理解。[4]以上多為歷史脈絡性陳述，並無過多禮論性整理與論述。
關乎物化（Verdinglichung；Versaechlichung）盧卡契是從其老師社會學家西姆爾得到。《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是這樣論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獲得物的性質，從而獲得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這種對象性以其嚴格的、彷彿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蓋著它的基本本質、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所有痕跡。（喬治˙盧卡奇（Ceorg Lukacs）著，杜章智等譯，《歷史與階級意識》：頁143-144）
這種合理的對象化，首先掩蓋了事物作為客觀現實所具有的直接的——性質上的和物質上的特徵。當使用價值一般地作為商品表現時，它們獲得了一種新的客觀性。一種在偶然進行物品交換的時代所不具有的新的實質，這種新的實質破壞了它最初和真實實質性的東西。（喬治˙盧卡奇（Ceorg Lukacs）著，黃丘隆譯，《歷史與階級意識》：頁119）
其中提出了「物的性質」、「幽靈般的對象性」、「掩蓋」、「新的客觀性」與「破壞了最初真實實質性東西」。筆者解讀為，喪失了特有的崇高價值，淪為商品生產的工具，人與人之間關係變為物與物，也就是商品與商品的關係。馬克思描寫物化是這樣的：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把生產者總勞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喬治˙盧卡奇（Ceorg Lukacs）著，黃丘隆譯，《歷史與階級意識》：頁111）筆者如此推論假定人與人之間關係失去物易物的實質性東西，此實質性東西便是抽象中不可用價值去定論。例如：快樂、主體與時間等等；換句話說，掌握商品價值與生產工具者便可透過這樣關係去操控人與人間的關係。對盧卡契來說，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兩大意識，（1）統治階級的意識。（2）革命階級原有但不自覺的意識。[5]
歷史脈絡中談及，班傑明將馬克思主義朝往另一方向：班傑明強調媒介、中間層次，這種環節的性質是一種隱喻性的轉換。就是說班傑明根本上視為一個隱喻，其中不同便是隱喻關係和辯證關係[6]：
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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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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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建築╱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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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層形式╱潛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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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論的，一元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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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決定論的，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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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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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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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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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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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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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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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政治經濟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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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心理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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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以上是為嘗試闡述班傑明對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面向的文獻查閱，其中「震驚」主題中參考許多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之論述。在論述波特萊爾詩的基礎上「震驚」從先區分了「經驗」（Erfahrung）和「經歷」（Erlebnis）兩種社會存在方式。[7]文獻爬書中，筆者這樣解釋，經驗與記憶中積累的潛意識的材料的匯集，對過去和現在採取整合的觀點。在前工業社會中，現在的活動是按照從過去傳承下來的傳統的知識和技術來進行的。經歷則意味著經驗的喪失，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特徵。[8]經驗喪失下，人群逐漸受到現代化的無意識控制；而本文論述核心是震驚中延伸之抵抗特性。在現代化的規模下，人群都成為新興資本結構中的一份子，而原有不自覺革命階級意識將被埋沒。上表1.中最後一項美學—心理學的在班傑明論述便可見，也是本文引用概念震驚之處。從相機來說賦予瞬間一種追憶的震驚，班雅明直接把這畫面進入工廠生產線模式中：在機器工作的時候，工人們學會了調整自己的動作，以便同一種自動化的統一性和不停歇的動作保持一致。（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頁52）近一步闡述了其從心理學對機械的關注方式：
機械以它轟然的節奏打破了個體生活的整體，侵損了自然的整體。在機械面前，人要麼透過接受機械訓練變得合乎規範，要麼毫無防備陷入震驚。經驗與體驗、意識與無意識明確地分離開來，這種分離無疑是現代主義的專利。（同上引：頁54）
其中認為意識的功能是防備外界能量的突然刺激，筆者推論現代性進步、害怕生產工具被剝奪、厭惡處於現代化生活，意識便滯留於人生經驗的某一時刻中，如此防禦震驚的特殊情況代價是喪失意識的完整性。
意識的功能是防備外界能量的突然刺激，過度的刺激往往是在對焦慮缺乏防備的情況下造成心理傷害的原因。意識儲備起自身的能量來抵禦這種刺激，必須盡量地把意識以及尚未進入意識的材料登記註冊。（同上引：頁54）
也就是人無法接受機械訓練合乎規範，而震驚便由此產生。文本中的物化與震驚又都多含有一層性質是殖民性質；從本來資本家╱工人又多一層殖民者╱被殖民者關係，筆者推論文本中典型人物明白經濟大恐慌下的無奈後卻又發現被殖民的情況。因此，震驚後行為表現出呆滯為對現實之控訴。換句話說，意識越快將能量登記註冊，它們造成傷害的後果就愈小。精神分析理論力圖，在它們突破防護層對抗刺激的基礎上，理解這些對人造成傷害的震驚本質。（同上引：頁200）推論「震驚」之概念是出自於「對焦慮缺乏準備」之狀態；從文本中論之焦慮產生便源自於經濟大恐慌與強迫現代化的殖民。
回歸於班傑明「震驚」在文學的論述，震驚的體驗作為潛意識的內容透過「非意願記憶」被賦予一種詩的結構（同上引：頁56），就是連結抒情詩人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法則。回歸本文，研究方法上班傑明寓言式的方法是對於「詩」的結構所生成，試圖借用「震驚」概念的美學形式論述文本中典型人物的共有現象。是否嚴謹，待請吾人指教。
三 〈流氓〉與〈新興的哀愁〉文本分析
（一）〈流氓〉與〈新興的哀愁〉場域背景：
〈新興的哀愁〉中運用反諷語言看似讚揚殖民者推動農村現代化進步，實則再現殖民階級與資本家勾結的共犯結構，而文本中農民相信「新興」的宣傳上當而血本無歸的陰謀騙局。〈流氓〉中從全知角度出發，站在工人立場。運用反諷與直接說教方式揭露殖民階級與資本家的剝削腐敗。最後工人成為公園中的流氓，閒暇談論中虛張聲勢的吶喊著打倒資本家。
場域背景中提及的經濟大恐慌，以下為文本中提及背景擷取。
阿B目擊著這個淒涼的現象，心兒有些不自在起來，他覺得在這個經濟恐慌尖銳化的當兒……（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流氓〉（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頁45）
新興的T鄉方才舉了呱呱之聲，那知會逢著世界大不景氣和濱口大方針的緊縮！出世遇著呆光景的T鄉市況也就日不如前了。（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新興的悲哀〉（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頁58）
而參考文獻對於經濟大恐慌陳述是經濟大恐慌[9]（Great Depression），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間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經濟大恐慌的影響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衰退都要來得深遠。
經濟大恐慌普遍影響導致了，提高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參與性，如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新政時期實行的一些經濟政策及建立的一些監管機構。以關稅的形式強化經濟的民族主義。激起共產主義替代物的極權主義政治運動（例：德國納粹）。經濟大恐慌是最能夠解釋在1932年到1938年之間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各國政治逐漸右翼化。獨裁者的崛起（例：希特勒、墨索里尼），極權統治的盛行，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0]文本中共有背景，在此背景下文本表現出資本家生活富足但農民或工人薪水被剝削外又遇上經濟蕭條的失業。也是殖民現代化中最常出現的問題，官制腐敗勾結與農工生活淪為販賣勞力商品的階級。
（二）〈流氓〉與〈新興的哀愁〉經濟恐慌下的共有社會問題：
〈流氓〉中人物阿B為中心環繞的幾個問題，第一層次：家庭問題、不良職工、失業恐慌、官制腐敗、有閒階級匯集（貧富問題）
正午的汽笛，長鳴了一下……，很多的學生、工人，個個結隊成群回家去，然而這松樹下的人們，尚是坐著不動，個個的面上個鎖著一重的愁霧，他們的耳朵不是沒有聽著長嘯的汽笛……，難道他們回了家，便有得飯□嗎？再說一句，即使他們回家去，精神上、物質上一切的困苦，就會減少？就會感到快活嗎？（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流氓〉（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頁43）
資本階級一切所負的虧損必然地是要移嫁於無產階級的肩上的，就是最近工廠閉鎖、賃金降減、時間延長、大眾的解僱等的波浪……，罪責便掛在他們自己身上——不良職工——所以都不願回家。（同上引：頁44）
他想到失業的時候，因失業所發生的悲慘的幻景，便一幕幕地反映到眼前來，他映到「死」、「自殺」三個字的時候，嘴唇不住地震顫著，頭腦也有些眩。（同上引：頁45）
以上引用依序為家庭問題、不良職工、失業恐慌，而官制腐敗反映再領取販賣執照的層層瑣碎關卡與販賣時警察的刁難，勿論那一件事，都要經過官廳的「斗界」（關卡）、第三天就壞了，碰著大人的馬頭（警察、巡警），日頭還未中到，被捉進衙門去……（同上引：頁47）。而公園本是富家公子小姐比肩徘徊，轉變為流氓的棲留所，如此公園的匯流改變表現出失業人口的有閒增多取代富家人的有閒。〈新興的哀愁〉中林大老為中心環繞的幾個問題，第一層次：市鎮炒作，T鄉是將來S會社第四工場建設有力的候補地……，分讓給一般農民，組織自作農民組合。海口將來築港，T鄉必由之地，自然而然成個重鎮（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新興的悲哀〉（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頁53）。財閥壟斷，為限定甘蔗種植區域。官廳會社勾結，隔壁的K組合監視所，不顧著組合員死活……，改築得堂皇壯麗，庭園也整頓得廣大雅致……，郡守以下官民多數集合在這美麗雅緻的殿堂……（同上引：頁62）。教育問題、社會風俗（賭博、嫖妓與酒店），都在經濟蕭條利益至上的方向，眾多行業紛紛領到執照開業。第二層次兩部文本中顯示問題：物化、震驚、生產工具遭到剝奪；第三層次最外圍層次顯示問題：資本主義制度無意識控制、殖民地現代化問題。為整理方便閱讀請參考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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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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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氓〉與〈新興的哀愁〉中「流氓」、「放屎百姓」形象與資本家關係：
本節從物化概念出發再者論述「震驚」的體驗，最終論述出反抗精神培養實為歷史中擁有統治階級都必須存在之必要。
他們的家庭有餓犬般的父母妻子，開口便是吠，常要和他們較鬧、叫死、咒活，罵他們一日甘願遊遍街市，做個浮浪者、無賴漢，而不情願去找個職業以糊一家的頭嘴。（同上引：頁44）
而今那些穿得綢綢軟軟的洋裝的，奇怪的頭髮，以香油抹得光滑滑的，全身徹透著香水的公子、小姐們，自然不願和這些赤著腳、穿得襤襤□□、憔悴其容顏、長散著頭髮的流氓做一塊。（同上引：頁44）
我為他那樣大宣傳，為著拓殖會社土地的地價高昇而計畫著，這一個月間若要算宣傳費用不知道要多少？僅僅一箱敷島做甚呢？……內中的敷島煙一包包跳出，「噯喲！也有十票落在其中。」（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新興的悲哀〉（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頁56）
為著助成市況關係，要T鄉鬧熱，勿論是衛生取締咯，攏總放寬了，就是犯法的賭博也無心顧及——不，像故意的。（同上引：頁58）
這T鄉又是你創設的，當然要你來支持……勿論是有牌的也是沒有牌的小商人，咱不免去管他，就人人都愛來——就會鬧熱，你都曉得人會給你甜頭……。（同上引：頁59）
以上人與人之間關係變為物與物，也就是商品與商品的關係，喪失了特有的崇高價值，淪為商品生產的工具；物的性質完全表露在交易上、金錢上、商業牌照上、家庭糊口等等，其幽靈性的對象完全抹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然這種商品價值破壞了人與人關係的崇高性，也導致剝削或是統治階級的意識逐漸掌控社會。如此情況下震驚體驗便產生，有別於文藝場域中的創作者震驚體驗，文本中書寫農工人物通常在生產工具被剝奪後才會產生震驚，以下將兩篇文本共有
這是關係他一家的生活，是何等重大而且切要，大人竟無關輕重似地把稟和診斷書隨便擲在机上，這使阿B感到了非常的悲哀，因為這診斷書和稟，他用去了兩個多月的生活費。……，勿論那一件事，都要經過官廳的「斗界」（關卡）……，只有零星生理（生意），尚可自由去做，那麼賣仙草去。……，第三天就壞了，碰著大人的馬頭（警察、巡警），日頭還未中到，被捉進衙門去。……，妻子雖希望他有一個職業，卻不許他自己做生理，讓他死坐在家裏還有一碗稀粥可給他食，作生理了本錢而且要受罰。阿B也沒有勇氣可反抗他妻子主張，就不得不走進流氓隊裏去。（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流氓〉（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頁46-47）
林大老自去視察T鄉受了本頭關於自作農組合的好處種種說明之後，就有準備要棄掉了親愛的故鄉決心……。是五月初旬，大圳的水，「嘻嘻嘩嘩」地流著這一來造成了大老準備下種之心了。……，下秧期到了……「大老！這條小給水路你不得使用」大老正於水路上痴立悶思，忽然聽著這一句便啞然失色。……，「罷！罷！罷！五月、六月、七月、甘蔗、插甘蔗罷，我若不播秧，你奈我何？」……，一面大老捧碗蕃簽湯，舉雙竹箸再破壁通風的屋內吃中午，被喧嘩之聲所擾（間視所落成典禮），更加悶起來了，喉嚨一梗，再也沒有用氣吃下去……，到店仔口告示亭邊呆望著：甘蔗區以外不准人插甘蔗……，官廳不准我插秧，會社不准我插甘蔗……果然嗎？唉！啊！碰的一聲，大老跌倒下去……，久久還爬不起來。（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新興的悲哀〉（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頁60-62）
生產工具被奪取情況節錄。在第二節中論述人要麼透過接受機械訓練變得合乎規範，要麼毫無防備陷入震驚（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頁54），文本有兩種震驚的體驗，〈流氓〉論之阿B進入流氓隊後態度有別於過去的樂觀，本來阿B以為自己是頂不幸的，現在覺得所識朋友中還有比他更不幸的（〈流氓〉，頁48）。之後在公園交談中是阿B體驗震驚的情況，彼此聊起參與文化協會舉辦演講，因喊了一聲橫暴便被警察捉起被判決「二十九工」[11]，原因是反抗。「也是好，我想真不得已，也只有到那邊去食三頓白米飯。」阿B竟想著最後的食飯處（同上引：頁49）。從中推論出反抗與有飯吃換上等號，是不同富人有閒者的自我啟蒙，也是因為其成為了流氓才有可能發生。眾人因為阿B的一句話開始喊起「資本家，萬惡的源泉！」起起落落的批判起街上的有錢人家，他們欠用的時候，就把我們牛馬一樣地驅使著，榨去了我們有限的勞動力，及到不在欠用時，便把我們趕出來。……，給我們工資，尚養不起妻子……，這樣事有公道嗎？（同上引：頁50）公園吵雜起來，而阿B的焦慮便對其意識產生的震驚的體驗。阿B不打算他們無聊的談話，竟會激起這樣形勢，反有些驚恐、茫然地痴坐再不動椅上。（同上引：頁50）
阿B與林大老的焦慮對意識的刺激顯然是有著不同的隱喻。筆者疏理脈絡，因為殖民現代化的關係，人與人間物化抹煞了過去人群的崇高關係，機械式（汽笛）的工作或手段，讓無法合乎規範的人陷入震驚中。阿B是進入流氓（有閒者）隊後自我啟蒙更正確的論述是為了生活碰巧開啟了眾人的砥抗意識，認知中對於資本家、官制腐敗、工資、失業諸多不滿都在午後的公園虛張聲勢的吸引了旁人注意。而阿B對這樣的刺激一時無法承受，震驚便產生；非眾人對資本家的不滿而是對自我放逐成為殖民現代化階下囚的震驚。另外，其中資產階級（有閒者）與流氓（有閒者）兩者實質上是對立面的；也就是盧卡契認為的統治階級的意識與革命階級原有但不自覺的意識。
相較下，林大老的焦慮刺激顯得單純。因為物化下受資本主義炒作土地的吸引，放棄故鄉所有遷移至T鄉，後發現為騙局甚至連謀生方式都需被資本家剝削，種植稻米無水可用、種植甘蔗限定區域；因此焦慮的產生，也是針對自我放逐於殖民地現代化下期望成為利益共同者。換句話說，其試圖符合機械化訓練但卻無法成為，落入震驚體驗中。顯示，統治階級場域中權力資本的複雜關係，非一般方式可進入或成為。
文本突顯出革命階級原有但不自覺的意識重要性，唯有與掌握資本者存在抵抗關係，非淪為同類與革命而是與掌握資本者取得平衡。
四 結論
世界性經濟大恐慌的氛圍，全世界大環境呈現蕭條狀態，經濟情況突顯最基本民生情況就是生活。當人類無法維持生活時就容易出現許多有別於啟蒙時代科學理性概念的行為。
文本中三○年代，糖廠的煙囪與新興的市鎮開始出現在台灣小說的畫面中，這些資本主義體制初步建立所產生的問題。[12]身為殖民地又受現代化影響諸多論述殖民現代化中推論為反殖民之核心；現代化行改善生活之實，也行剝削之實；從文本中農工出發，可推論為一、便殖民剝削之利，植入現代化農工最終為被剝削對象；二、共犯結構善用現代化植入，無產階級成為最終剝削對象。兩者差異在於，殖民者是否與資產階級結合，但最終無產階級都是被剝削對象。文本中的震驚現象無疑是一種反抗，對於統治者的抵抗，對於現代化新興後回歸人本的思考，換句話說，思考「機器」與「人」間的關係。
從文本中觀察延伸至台灣現階段（2011）社會，無疑是處於資本主義的籠罩，也因大眾處於共利之下，統治階級的意識逐漸將革命階級原有但不自覺的意識完全取代。吾人會問，大眾處於共利何須擁有革命階級意識的覺醒；也是如此從最簡單物化觀念，人與人之間所存在的不是「真實」而是商品價值，失去人本性格如此只有釀成惡性商品價值競爭與更多歷史中不人道事件重演。
兩部文本實則可從單篇個別分析，本文兩部比較歸納下，就顯不夠完善。是第一點比較分析層次尚未到達第三層次，其中第一層次討論也貧乏。此為本文可在增加之處。
參考書目
專書
- 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台北：麥田：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07）。
-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
- 陳冠中，《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關亮清老師贈書，1982）。
- 林建光導讀，《馬克思主義》（台北：文建會，2010）。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超越快樂原則》（台北：Portico，2007）。
- 狄克遜．韋克特著，秦傳安譯，《經濟大蕭條時代 - 1929~1941年的經濟大恐慌》（台北：德威，2008）。
- 喬治˙盧卡奇（Ceorg Lukacs）著，杜章智等譯，《歷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 喬治˙盧卡奇（Ceorg Lukacs）著，黃丘隆譯，《歷史與階級意識》（台北：結構群，1989）。
- 班傑明（）著，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8）。
- 班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城邦文化；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10）。
碩論
- 劉孟宜，《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主題意識與台灣話文書寫 ——以賴和、蔡秋桐、郭秋生之作品為例》（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吳美桃，《蔡秋桐作品研究》（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蔡孟珂，《蔡秋桐及其小說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期刊
- 石美玲，〈蔡秋桐小說詞彙及詞法研究 〉，《興大人文學報 》34(上) （），頁247-303。
- 石美玲，〈蔡秋桐小說的書寫策略〉，《興大中文學報 》16（），頁153-185。
- 黃慧鳳，〈蔡秋桐小說之研究——日殖民下的文本呈現〉，《問學集》 11 （），頁231-250。
- 李敏忠，〈混雜、嘲諷的文體風格與啟蒙意識形態--論蔡秋桐的現代小說特色〉，《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0（），頁261-290。
- 張惠琪，〈含淚而笑的放屎百姓——剖析蔡秋桐小說「反面寫實」的手法 〉，《臺灣文學評論》8:2（），頁22-41。
- 蔡孟珂，〈蔡秋桐小說中的農民形象探析 〉，《中國文化月刊 》298，頁64-91。
- 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 〉，《 臺灣文學學報 》1（），頁239-262。
[1]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 〉，《 臺灣文學學報 》1 （2000.06），頁239-262、石美玲，〈蔡秋桐小說的書寫策略〉，《興大中文學報 》16（2004.06），頁153-185、張惠琪，〈含淚而笑的放屎百姓——剖析蔡秋桐小說「反面寫實」的手法 〉，《臺灣文學評論》 8:2（2008.04），頁22-41。
[2]黃慧鳳，〈蔡秋桐小說之研究——日殖民下的文本呈現〉，《問學集》 11 （2002.06），頁231-250、石美玲，〈蔡秋桐小說詞彙及詞法研究 〉，《興大人文學報 》34(上) （2004.06），頁247-303、劉孟宜，《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主題意識與台灣話文書寫 ——以賴和、蔡秋桐、郭秋生之作品為例》（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吳美桃，《蔡秋桐作品研究》（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蔡孟珂，《蔡秋桐及其小說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3]林建光導讀，《馬克思主義》（台北：文建會，2010），頁22-23。
[4]參考整理自陳冠中，《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關亮清老師贈書，1982）。
[5]陳冠中，《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關亮清老師贈書，1982），頁47。
[6]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城邦文化；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10），頁58。（含圖表）
[7]班傑明（W. Benjamin）著，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8），頁65-66。
[8] 參考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台北：臉譜，城邦文化；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2010）、班傑明（W. Benjamin）著，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8）。
[9]這次經濟蕭條是以農產品價格下跌為起點：首先發生在木材的價格上（1928年），這主要是由於蘇聯木材競爭的緣故；但更大的災難是在1929年到來，加拿大小麥的過量生產，美國強迫壓低所有農產品產地基本穀物的價格。不管是歐洲、美洲還是澳洲，農業衰退由於金融的大崩潰而進一步惡化，尤其在美國，一股投機熱導致大量資金從歐洲抽回，隨後在1929年10月發生了令人恐慌的華爾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國銀行家收回了給奧地利銀行的貸款，但這並不足以償還債務。這場災難使中歐和東歐許多國家的制度破產了：它導致了德國銀行家為了自保，而延期償還外債，進而也危及到了在德國有很大投資的英國銀行家。資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業化國家中，都帶來了出口和國內消費的銳減：沒有市場必然使工廠關閉，貨物越少，貨物運輸也就越少，這必然會危害船運業和造船業。在所有國家中，經濟衰退的後果是大規模失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1932年的最大數據）。參考狄克遜．韋克特著，秦傳安譯，《經濟大蕭條時代 - 1929~1941年的經濟大恐慌》（台北：德威，2008）。
[10]狄克遜．韋克特著，秦傳安譯，《經濟大蕭條時代 - 1929~1941年的經濟大恐慌》（台北：德威，2008）。
[11]日治時代，台灣人違警被日本警察捉去；「拘留二九天」，在拘留所天天挨棍重打，苦不堪言，「拘留二十九天」是不經過法院判決，由日本警察人員決定時間長短，無限期的二十九天。參考http://blog.yam.com/dady812/article/1257255(20110126)
[12]陳建忠，〈新興的悲哀——論蔡秋桐小說中的反殖民現代性思想 〉，《 臺灣文學學報 》1（2000.06），頁253。
[13]震惊效果的有无取决于一个重要的特性：「引文」是否擁有自主性。这也是本雅明重视引文的第二个原因。在本雅明看来，引文是强盗。「强盗」首先意味着其是自主的，他一般不受制于他人，相反，他常常控制着他人的意志。换言之，不同于学院派视引文为工具，本雅明赋予「引文」以生命——独立自主，不顺从作者意志，甚至可能违背作者从而「掠走他的信念」。 第三个原因，引文强有力地——手拿武器——插入正文，在看似偶然的地方窜出零星的具有碎片性质的思想结晶。对于本雅明而言，如果引文不具有「挑衅性」与「冒犯性」，那么它也将毫无意义。 阿伦特对本雅明独特的「引文」艺术给予颇高的评价：在这种“思想的碎片”形式里，「引文」获得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超验的力量」打断现时之流，另一方面，它要凝神关注其自身正在呈现的东西。（http://book.douban.com/review/1415572/ ，2012.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