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感的轉變——從高拱乾與王必昌的〈台灣賦〉探尋
一 前言
台灣方志文獻中清代用「台灣賦」為名紀錄有三篇，作者林謙光、高拱乾與王必昌，而高拱乾與王必昌兩位分別為《臺灣府志》與《台灣縣志》的編修者。高拱乾編修方志時間為1694年，王必昌編修時間為1752年。另外評價上王氏被評為有台灣觀點的賦。[1]因此有別於高氏官方傳統的書寫，這樣擁有台灣觀點的書寫，筆者將兩者文本比較後試圖探尋原因。
文獻中游適宏〈十八世紀的臺灣風土百科--王必昌的「臺灣賦」〉與〈地理想像與臺灣認同——清代三篇〈臺灣賦〉的考察〉[2]兩篇中從後殖民角度將王氏論述為擁有台灣觀點的文學；後者相較三部台灣賦，高拱乾的書寫流於歌頌權力的文學，而缺乏自主實際的觀察；王必昌〈臺灣賦〉相較之下擁有台灣意識濃厚，後論述推崇為擁有台灣觀點的文選，應該考慮納入中學國文教材。吳炳輝〈王必昌〈臺灣賦〉臺灣風土書寫之研究〉[3]此篇著重王必昌〈台灣賦〉的歸類整理與詳盡分析，且論述賦風格擁有寫實主義，評王氏將台灣突顯非邊陲而是美麗之地。此篇中詳細將王必昌〈臺灣賦〉分類為台灣地理認知、台灣歷史、山川形勝、物產、番俗與自然災害來陳述。以上三篇論述站在贊同王必昌書寫從台灣出發，利於筆者地景轉變的概念。
但從文本外來看，將官場權力鬥爭關係納入，那突顯台灣底為何？不如按過去典律歌頌中央豈非更有效率，而非突顯台灣地方人文、形物與風土。而林淑慧《臺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4]與陳佳妏〈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台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5]兩篇中對於其他文人看待台灣的論述、典律文獻參考、原住民文化論述、景色的定義與敘事者的角度，都將為筆者豐富地方感之論述。
研究方法上從《文化地理學》中地方與空間的概念出發，藉由皮埃爾•布迪厄文化再生產中關注權力階級關係的鬥爭分析兩篇〈台灣賦〉文本轉演。且認定台灣逐漸受到重視，但又因為地域關係是否生成一種有別於中國的地方感？以高拱乾為早期代表，王必昌為後期代表，檢視1694年與1752年兩篇〈台灣賦〉的差異。除以上，往後進一步分析如此轉變推展到，假設1.官場鬥爭延伸到台灣 2.社會媒介的接觸 3.台灣獨特性生成，有別於中國。
二 論述架構
對地方的概念在本節將簡單的建構。在《文化地理學》中提到：
地方之主觀經驗的興趣，亦即人如何理解地方，從而辨認出對地方充滿情感的人文地理學。（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芳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43。）
從人文的方向思考，一般人對「地方」從自我經驗出發做出各種行為來理解地方，從行為中再現地方的種種，換句話說，從對地方的書寫、觀察、制度等等，辨認出對地方的情感。每種文學類型都有明顯或隱含的地方感。但都屬於主觀的經驗。因此初步論述使用比較文本的方式，試圖挖掘地方感依據比較下分析兩篇地景轉變。
地理學中空間與地方觀念之間的關係，研究「地方」的取向指出了「歸屬感」對人類而言至關重要（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芳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103）。在地理學中有一套科學方法研究空間與地方的關係，但從人文主義方向思考與洞察，本文試圖從清帝國將台灣歸為版圖為書寫歷史脈絡，將兩篇〈台灣賦〉空間與地方關係建構出來，空間「歷久」之後，轉變為地方。這些空間的過去與未來，連結了空間內的人群（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芳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137）。由此概念對空間經過時間推移後，可了解非是只有遷移、田野調查、居住此地等等才可有地方感的產生，也包括外移人口進入後與此地方歷史、社會互動發生共鳴後產生。地方感的產生需要空間歷久的推移，也是時間的流動。生活中的不斷重複互動、行為模式，都是地方感生成的原因。此外，地景／地方：地景有專注於景色或統治階級凝視之意；地方的概念有較多柔軟且多元的成份，而地景／地方兩者存有一種轉變的特性。吾人疑問那「在地化」與「地方感」有何不同？從台灣為思考出發。深層涵義中在地化有除去中心再創造概念，在地化中包括普市主義中對個別文化的不尊重，也有相對性的概念，尊重他者文化但不願意異文化置於自己文化之上；其中國族主義中同化、整合之政策帶有否認非主流文化的他者性[7]；地方感卻是將逐漸生成多元性格依附於中心並且包覆其中心，不再是二選其一態度，是兩者兼有的意思。因此，高拱乾〈台灣賦〉表現出不同於過往中央的文化，推論為帝國之眼；王必昌〈台灣賦〉中明顯的呈現多元文化的社會，將長濱文化、番俗、荷蘭、鄭氏寫入表現出台灣的多元文化動力。外顯出「在地化」看似與「地方感」有相同處，實則不然在此釐清。
文學與地方的關係。文學是主觀的再現，書寫內容的描繪與詮釋往往包括創造的想像，因此再現一個地方常與寫實主義有所關聯，但大多數人都是透過社會媒介來認識地方。地理學與文學都是有關地方與空間的書寫，表意作用的過程，也就是在社會媒介中賦予地方意義的過程（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芳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45。）因此，表意過程中書寫同樣地方的文本，有不同轉變時包括幾個探討層面文本、社會媒介接觸的問題、權力與資本掌握的關係，從兩篇〈台灣賦〉書寫內容分析編修者與地方關係，進一步推論情感維繫的基礎。推論依據為空間歷久後權力、資本在地方的變化。
在本文試圖先處理文本與地方的關係，而討論表意過程中〈台灣賦〉對編修者其地景／地方書寫的生成。而後另外，逐步討論社會媒介接觸的問題、權力與資本掌握的關係。在此先初步陳述，何謂社會媒介接觸問題：編修者方志運用目的、編修者與地方人民接觸、媒介被掌控情況等等。權力與資本掌握關係：實則該將兩者分別討論，此處先初步概括論述：從〈台灣賦〉的編修者中可以探尋出編修者所掌握權力與資本情況，此是最基本也最易分析。而從經過兩篇〈台灣賦〉文本交叉比較後不難發現編修者對台灣的逐步重視。而其中與台灣這地方的權力與資本提昇有關或回歸到編修者之間權力與資本掌握有關，是為往後論述方向。
筆者角度從歷史事件進一步看地方的生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廷廢止官員不許攜眷來台的規定，此時清朝已統治台灣九十四年。同治十年（1871）：牡丹社事件。光緒一年（1875）：清廷取消內地人民渡台耕墾禁令，台灣正式全面開放。1895年：馬關條約。清帝治理台灣態度在日本、法國動作中驚醒。馬關條約後的行政動作顯示了帝國與地方之間的微妙關係。
由於中、日雙方於媾和條約中明訂將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及澎湖諸島讓予日本外，另有一條約定臺灣住民於二年內有國籍選擇權：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地方之外者，任便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亦即在明治30年（1897年）5月8日的最終期限前，若選擇舊國籍（清朝）者，須於限期內登記意向，若保持緘默且屆時未離臺者一律視為日本帝國臣民。[8]
從文獻中查閱，實際登記離臺人數計約四千五百人，遷出者只佔全臺人數的 0.16﹪（當時臺灣總人口約二百八十萬）。[9]研究「地方」的取向指出了「歸屬感」對人類而言至關重要（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芳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103）。條約後台灣島上的人群將由另一方統治者治理；上述二年的選擇時間人群對地方表現出的行為，證明大多數人群歸屬感建立於地方也就是台灣土地而非海另一端中央。
以下提出本文幾個研究模糊點：觀察地方感的轉變，何不如直接查閱地理書籍。文學中的地方書寫往往有別地理書將地方經驗更親切且富創造、參雜生活的描繪和在此地人如何看待世界。這邊顯示了上述「文本」的論點。此外，文學喚起一種地方精神，地方獨一無二的精神。這樣的地方精神，也隱含背後場域的龐大結構與運作。因此，當〈台灣賦〉此類官方類型文本有所轉變時更容易探尋出背後場域的轉變。
「轉變」具有時間流動與空間推移的概念，且包括增強、減少某些感覺結構。換句話說，土地因為外力的衝擊有所變化，這邊所指外力例如：人群。人群衝擊土地空間形成地方同時出現地方感，也就是出現人的居住（包括移民、入侵）。空間在時間歷久下地方感變會逐漸增強或減少通常反映於人群的行為模式。筆者以兩篇〈台灣賦〉為文本相較之下突顯地方感的轉變，也就是人如何理解這地方。[10]
〈台灣賦〉已非單純寫景呈現台灣的鏡子，本文透過官方兩篇編撰的〈台灣賦〉聚焦探尋文本書寫的地景／地方轉變，運用文本內容交叉比較的方式先做初步的地方論述。而社會媒介接觸的問題、權力與資本掌握的關係，兩層面待文獻收羅完備在且撰寫。
三 兩篇〈台灣賦〉的地景再現
而關乎「賦」之體裁探討在本文就暫且不談，就內容台灣書寫為本文重心。高拱乾除〈台灣賦〉外且開啟著名的台灣八景詩之創作，本文對八景詩地方感論述礙於文本類型暫且不納入討論。
高拱乾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擔任「福建分巡台廈道兼理學政」即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康熙三十三年（1694）開始籑修《臺灣府志》；王必昌乾隆十六年（1751）依《臺灣縣志》重編《重修台灣縣志》。而在《臺灣通史》卷34「列傳」六之「文苑列傳」，有王克捷之傳記，「王克捷，字必昌。諸羅人，乾隆十八年舉於鄉，……為臺人士登禮闈之始……，著有台灣賦一篇。」但文獻中游適宏〈地理想像與臺灣認同——清代三篇〈臺灣賦〉的考察〉與吳炳輝〈王必昌〈臺灣賦〉臺灣風土書寫之研究〉兩篇考究王克捷與王必昌為不同人。
本節嘗試將兩篇〈台灣賦〉書寫特徵列舉歸類，方便第四節比較論述：
類型一：地理環境書寫
此處地理環境認知書寫，將從兩部文本中觀察關於台灣地理環境認知比較。在清將台灣納入版圖初期，從高氏與王氏表意過程中不難發現有著極大的認知與書寫落差。推論出雙方如何了解台灣的方式有所不同。
□洪荒之未闢兮，含混沌而茫茫。迨河山之既奠兮，爰畫野而分疆。裂九州而成天下兮，誰不知乎海之為百谷王。維禹功之所不及兮，遂棄之於莽莽而蒼蒼。一自地借牛皮，謀成鬼伎；斷髮裸身，雕題黑齒。營赤嵌之孤城，築安平之堅壘；隱樓櫓於鯤身，藏火攻於鹿耳。貿易偏於三洲，資生憑乎一水。藉三保而標名兮，致懷一以不軌。哀商賈之何辜兮，聚魂魄蒿里。（高拱乾撰，王必昌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74。）
□嘻！戶滿蔗漿兮，人藝五穀；地走風沙兮，群遊麋鹿。厭五畝之宅而不樹桑兮，任三家之村而亦植竹。道無遠近兮，肇牽車牛；人無老幼兮，衣帛食肉。惟占籍而半為閩人兮，故敦厚亦漸而成俗。（高氏，同上引，頁476。）
緬瀛海於鴻濛，環九州而莫窮。覽形勝於臺郡，乃屹立乎海中。叢岡鎖翠，巨浸浮空。南抵馬磯，北發雞籠。綿亙二千餘里，誠泱泱兮大風。（王必昌撰，王必昌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74。）
爾其蒞東寧，扼安平；鯤身蟬聯而左抱，鹿耳蟠轉以右迎。沙線沉嶕，迴紫瀾於曲港；雷硍擺浪，撼赤嵌之孤城。則瞿塘之峽不足擬，又何論乎蜀道與太行。（王氏，同上引，頁474。）
蓋茲邦之廣衍，兼四省而言□；作南服之籓離，挺一方之奇秀。（王氏，同上引，頁477。）
高氏對台灣在表意過程書寫下呈現一種相對性認知：邊陲／中央、蠻荒／繁華；王氏的書寫呈現一種文獻查閱與地理環境觀察的表現。除了時間因素清朝對台灣不瞭解外，高氏在中央集權下的教條性書寫就容易出現；王氏雖在相同中央集權場域下卻書寫出有別於高氏教條性書寫這是本文可在進一步論述部份。
類型二：番俗的書寫
以下擷取文本關於番色與番俗之書寫作為比較。
若乃水土無情，番夷裸處。（高拱乾撰，王必昌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75。）
罔識歲時，弗知甲子；以月原為一月……，僅有生名，從無姓氏。贅婿為嗣，隨婦行止。凡樵□與耕穫，屬女流之所理。乃其少長相遭，則側立以□；老病無依，則相率周視。比屋親睦……，而其編藤束腰，展足鬥捷；貫耳刺唇，文身為俠。聽鳥音而卜出，佩大匏以利涉。……，乘醉抽刀……，且聞遠社番婦，能作咒詛。犯之即死，解之即蘇；喝石能走，試樹立枯。……，近郭熟番，見知禮制。……，類混沌之未鑿，尚真率而無偽。（王必昌撰，王必昌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80。）
王氏「番」的書寫，篇幅上比高氏多太多。引用部份，筆者並未將王氏之完整節錄。從高氏的兩句書寫輕易看見如何了解關於番；王氏篇幅中看出其對番的文獻收羅態度有別高拱乾之中央風土比較的心態。
類型三：台灣島物產認知書寫
從對物產書寫也容易看得出高氏相對性認知。非此邦之物產、茲邦又無此怪異，從中央的角度了解台灣是明確；也是許多研究指出的帝國之眼下的台灣。
乃至蝦須百丈，鯄骨千尋；貝文似鳳，魚首如人；……，非此邦之物產……，非此邦之風景……，茲邦又無此怪異，事或見之於洞庭湖。（高拱乾撰，王必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75。）
乃其海物惟錯，獨為充斥，難悉厥名……，臺澎所產，厥味多嘉。番□熟於盛夏，西瓜獻於元日。……波羅蜜、釋迦果、金鈴橘，尤中土所罕見而莫悉。厥有檳榔，生此遐方。……，為領略其滋味，殆恍惚夫醉鄉。（王必昌撰，王必昌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78-479。）
若夫市肆填咽，阡陌縱橫。漳泉數郡，資□粒之運濟；錦蓋諸州，分蔗漿之餘贏。……，實海邦之膏壤，宜財賦之豐盈。（王氏，同上引，頁476。）
王氏對物產的書寫，有很大篇幅。從動物、植物與罕見之瓜果都包括在內書寫。與高氏書寫除篇幅落差，還有認知上的落差。也看出王氏理解地方的觀點與王氏有截然不同的角度。
類型四：其他
其他的部份為幾個面相觀察，書寫〈台灣賦〉的幾個技術層面。第一書寫字數的落差，王必昌〈台灣賦〉約二千一百餘字；高拱乾〈台灣賦〉約一千餘字。兩者明顯落差，推論為高氏籑修《臺灣府志》為康熙三十三年（1694），台灣正式納入清帝國版圖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間隔約十年，又清朝初期治臺政策消極且移民政策反覆不定[11]。而王氏籑修《重修台灣縣志》為乾隆十六年（1751）間隔台灣納入版圖約六十八年。地方之歷久後可為參考之因素。第二書寫態度上高氏在賦之後方呈現與王氏之比較：
於山則見太行之險，於路則見蜀道之難。於海道之難上難、險上險，普天之下望洋興嘆者，吳知其無以過乎台灣。（高拱乾撰，王必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76。）
僅就見聞，按圖記，輯俚詞，資多識。愧研練之無才，兼採摭之未備，聊敷陳夫風土，用附登於邑志。（王必昌撰，王必籑修，《重修臺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1），頁481。）
籑修態度上差異。高氏偏重於臺灣尚納入版圖想法，多有邊陲與險地想法；王氏籑修上顯偏重資料的多認識，聚集台灣地方之風土陳述。
不謂寇我疆場，焚我保聚；時承無備而肆其鴟張，或因不虞而資其竊取……，於焉擴四千載之鴻濛，建億萬年之都邑。（高氏，同上引，頁474）
洎乎鄭氏，乃凌險而負嵎，建偽官、開方鎮，萃濱海之逃捕……，闢四千載之方輿，安億萬姓於畚鍤。（王氏，同上引，頁477。）
但對於明鄭的書寫多譴責；對清朝讚頌也顯而易見。高氏〈台灣賦〉因篇幅本就少；王氏〈台灣賦〉篇幅多，前者在讚頌皇帝之比重上就略多餘台灣島之書寫。也看出官員在職位、教育與思考上的中央專權背景反映於文本中所見之態度差異。此態度差異需跟權力與資本流動進一步論述，在此先不贅述。
第三關乎〈台灣賦〉中歷史部份，王必昌從史前、海盜、荷蘭人和鄭氏四個階段；別於高氏簡短的歷史書寫。王氏文本中歷史書寫顯示台灣史料增加，且在台灣歷史中多了人物的撰寫，文獻顯示近二十位人物。當中不乏守貞婦女等等……。但因兩篇篇幅比例過於懸殊在此歸類其他，論述王氏對台灣歷史有別於高氏的書寫貧乏，表現王氏〈台灣賦〉對台灣此地方了解與文獻查閱豐富，而兩部文本對地方的理解方式也清楚看出，相對性中的觀點中央／地方。
就四類型初步分類與比較後分析關於地方感落差的幾個因素，爾後第四節將予以進一步分析，也將第三節所列總總一並論述與論證。
四 地景轉變探尋
兩篇文本歷經約六十年，對台灣的描寫變化顯而易見。從以下幾張康熙時期古地圖不難推論台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後被描繪情況，多半對東部地區還是所謂「番界」。三張地圖時間依序為圖1. 1684年、圖2. 1714年開始測繪、圖3. 1718年。
（圖1.）
1674年耶穌會教士南懷仁繪製「坤輿全圖」，首度出現「台灣」二字。目前所知最早一張台灣地圖為康熙三年（1664）簡略「明鄭台灣軍備圖」，僅繪製鄭氏軍隊勢力範圍。康熙二十三年（1684）編纂《福建通志》中「台灣府三縣圖」，清代方志中最早一幅台灣全島圖。[12]文獻比對後，高拱乾《台灣府志》中收錄「臺灣府總圖」承襲上述「臺灣府三縣圖」。
筆者在此使用三張地圖，第一突顯中央政權對台灣不完全了解情況、第二地圖繪製比較也象徵台灣地方被人群了解的認知情況、第三當人群需要認識一個不熟悉地方前人的文獻、地圖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而高氏沿用的地圖在其〈台灣賦〉中對地理認知明確的表露，一方面為台灣納入版圖時間、二方面為文獻掌握、三方面為權力職位的關係。因此，高氏對台灣島的地方感較王氏薄弱，也論證人群衝擊本質土地空間形成地方同時出現地方感，也就是出現人的居住（包括移民、入侵）。空間在時間歷久下地方感變會逐漸增強或減少通常反映於人群的行為模式。
（圖2.）
（圖3.）
以上兩張地圖分別為，圖2. 康熙皇帝命令下調查隸屬中華帝國的福爾摩莎島圖、圖3.
福建全圖，康熙五十七年（1718）西方耶穌會士完成中國各省地圖測繪，總稱《皇輿全圖》。圖3.即為依據其中一張福建省圖再繪刻。[13]三張地圖顯示另一種對台灣島東部地方的了解情況，多半是蠻荒之地刻板印象。
第三節中從第一印象地理環境書寫到對島上先住民番俗的書寫進而台灣島物產認知書寫，其他類中包含篇幅、態度與歷史。前三類的安排實為扣緊論述「如何了解這地方」第二節中所提出「地方之主觀經驗的興趣，亦即人如何理解地方的概念。」
康熙23年（1684）：施琅上呈「台灣棄留疏」，反對放棄台灣。這是清帝國試圖開始嘗試理解台灣的第一步，其從地理位置的觀察，清帝依施琅之議，即時公佈「台灣編查流寓則例」，其內容含有嚴格規定台灣居民及漢人渡台三禁令。這是帝國之眼下對於地方的態度。此政策對於台灣有極大的貶低之意，也顯示出泱泱大國自滿於中土現況。在禁令中「渡台者不得攜帶家眷，己在台者不得搬眷來台。」[14]為地方感的生成增添了另一種轉變，也因人群的流動問題造成了台灣島的另一種特別的地方性質。從高氏的地理環境認知也印證清帝國中央本位之態度；王氏文本中卻突顯有別過去中央本位態度書寫。於高氏與王氏兩部《台灣賦》之間，有許多可列為地方感參考資料康熙34年（1695）徐懷祖完成《台灣隨筆》、康熙37年（1698）：郁永河完成《裨海記遊》、康熙42年（1703）：孫元衡完成《赤崁集》、康熙43年（1704）：江日昇完成《台灣外記》、康熙48年（1709）：施琅完成《靖海紀事》、康熙56年（1717）：陳夢林完成《諸羅縣志》、康熙59年（1720）：李丕昱完成《鳳山縣志》；陳文達、王禮完成《台灣縣志》、雍正5年（1727）：黃叔璥完成《番俗六考》、乾隆2年（1737）：黃叔璥完成《臺海使槎錄》，研究方法上尚待需要嚴謹思考才可加入以上參考文獻，此處引用目的是論述空間在時間的歷久之下地方感的增強或減少概念。換句話說，在王氏書寫〈台灣賦〉前有更多相關台灣的書寫出現，陳述為有更多人群試圖了解這地方，而高氏為起點王氏為一個節點來看台灣地方感的增強。
而地方之增強，無論地理環境、番俗、物產與歷史等，從第三節文本交叉比較後與歷史事件判定台灣逐漸受到重視。當一個地方受到重視或注視，推論為此地方與人群之間的歸屬感增強，但處於相對性認知的觀點並未減少。換句話說：即便地方增強了，但對於中央推崇並未減弱，從地景書寫還是可見端疑，原因就從場域進一步分析，範疇離本文討論範圍較遠先作罷。以下圖解論述概念：
（圖4.）
文本交叉比較為論證此觀點。王必昌委任籑修但其理解台灣方式有別於高拱乾。台灣1684年被歸為清版圖，高拱乾1694年籑修書寫〈台灣賦〉，王氏1751年籑修書寫〈台灣賦〉，空間歷久時間的落差影響了兩部文本理解地方的方式，就是所謂文獻資料增多參考可更精進，論述為台灣逐漸受到人群重視卻在帝國之下卻依舊存在邊陲之意象。
回歸兩部文本的地景轉變，推論一、從時間歷久過程明白這是地方轉變。推論二、人群理解地方的方式也是地景／地方轉變的因素，文獻增多、外移人口增加但政策態度始終緩慢轉變無法與人群轉變態度有銜接。本文試圖將兩點因素論述建構為地景／地方轉變的原因。推論二中理解地方的方式，可從文本中交叉比較中推論出。此外，時間推移上可將討論範圍無限擴充，進一步假設需論述「地方感」本文尚待加入更多情感、空間與時間的文獻歸納、比較與分析，才合乎地方中歸屬感的重要性也是地方感生成論述嚴謹。
然，地方感的論述非常複雜，需從第二節中另外兩點建構。在此先處理文本中地景／地方轉變部份。
第五節 結論
本文在參考文獻上收羅不夠完備，場域的幾個面相並未完整檢視與分析。清帝國官方文獻與兩位官員的查詢，需要更多閱讀才可更完善的論述出場域中地方感的轉變多面相。而文中提及的社會媒介接觸的問題、權力與資本掌握的關係，也尚待更明確論述。
從文本中發現空間歷久後地方感生成與地景書寫表意過程的轉變。換句話說，所謂的地方成為一種對土地熟悉依賴，且論根生的意識形態。兩篇文本比較下，吾人可能會提出撰寫的差異與編修人性格有極大關係，這問題方向也關乎研究方法問題，且包括在地方感層次中，在此筆者尚待更進一步查閱關於撰寫人與文本的關係論述。透過非生活台灣土地的人物所書寫關於台灣的文章，也呼應「地方之主觀經驗的興趣，亦即人如何理解地方。」脈絡上，著重於如何了解地方／地景轉變爾後待論之對地方感的增強。還需思考，地方／地景的轉變過程中也潛存地方感轉變。
而地方感對於被殖民國家，具有凝聚土地上居住人群之力量與意識，也是所謂後殖民主義中去中心思想的成份。因此，地方感的增強容易被對立為分離主義甚至被中央集權、殖民母國視為不愛國者。因為擁立不再是那高高在上的個人權力，而是土地與人群的權力；而地景的轉變論為帝國之眼下中央／邊陲二元的論述，而其中轉變為帝國資訊的更新。
回到交叉比對後的幾個問題，高氏王氏兩位都未久居台灣，但高氏因官職比委任纂修的王氏停留台灣時間較長。但在書寫〈台灣賦〉的內容豐富度與文獻查閱度上王氏明顯對〈台灣賦〉下許多功夫。所以並非久居後地方感就會增加，而是對地方嘗試瞭解的態度，可看出地景過渡到地方的狀態。從二年選擇國籍的現象，人群對土地的地方感的強烈表現，當然這些表現中不難否認經濟因素存在、受教育影響程度等等。反論，假設對台灣無歸屬感那大批遷移潮必出現，也一再論證帝國之眼下的台灣視為邊陲而人民更無中央保障。從地景的書寫到地方書寫得轉變，呈現台灣多元文化原貌。反觀台灣（2011）當中央／地方存在的是完全與統治者共利意識，革命的不自覺意識形態被隱藏更深，人群與土地的相處會建立在功利主義上。無關乎好壞在於人本精神的消退，最終恐走回專制政權。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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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13. 蔣淑貞導讀，《多元文化主義》（台北：文建會，2010）。
14. Chris Jenks著，俞智敏、陳光達、王淑燕譯，《文化》（台北：巨流，1998）。
15. 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芳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
16. Tim Cre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2006）。
簡體：
1.
高宣揚，《同濟˙法蘭西文化叢書——布迪厄社會理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2.
皮埃爾•布迪厄著，《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期刊論文：
1.
游適宏，〈地理想像與臺灣認同——清代三篇〈臺灣賦〉的考察〉，《臺灣文學學報》1（2000.06），頁41-66。
2.
游適宏，〈十八世紀的臺灣風土百科--王必昌的「臺灣賦」〉，《國文天地》16:5=185（2000.10），頁34-38。
3.
吳炳輝，〈王必昌〈臺灣賦〉臺灣風土書寫之研究〉，《明新學報》34:2（2008.08），頁53-76。
4.
吳毓琪，〈康熙年間台灣宦遊詩人的情志體驗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5（2007.10），頁9-33。
碩士論文：
1.
王嘉弘，〈清代台灣賦的發展〉（東海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5）。
研討會論文：
1.
陳佳妏，〈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台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台北：台灣生態文化研討會，2000.08.25）。
博士論文：
1.
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的上海經驗論其身分認同的追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2]游適宏，〈地理想像與臺灣認同——清代三篇〈臺灣賦〉的考察〉，《臺灣文學學報》1（2000.06），頁41-66、游適宏，〈十八世紀的臺灣風土百科--王必昌的「臺灣賦」〉，《國文天地》16:5=185（2000.10），頁34-38。
